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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舍山人

憑欄一片風雲氣 來做神州袖手人

 
 
 

日志

 
 

程兆熊: 從人性與人之使命悼許思園先生  

2016-05-05 12:13:22|  分类: 转贴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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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思園先生是這一時代中的天才哲學家,只可惜是埋沒了,糟蹋了,犧牲了。 
目前在台灣、在香港一帶,都很少有人知道許先生,所以說是埋沒了。但在通行英語的國家,如英美等國,以及通行法語的國家裏如法國、比利時等國,倒有不少的人知道他,由此而言,又畢竟不會埋沒,不應埋沒。這只要一提他所著的英文著作:「人性與人的使命」,以及他的「安因斯坦氏相對論批判」之法文著作,即可得知。天才畢竟是天才,天才是不易得知的。


許先生在一九二八年用英文寫的人性和人的使命,於一九三二年出版,出版後,即獲得印度泰戈爾、英國羅素及美國杜威等大文豪大哲學家的好評。那時,他只有二十五歲。而寫的時候,更只有二十一歲。他是在那時的一個私立大同大學讀書,地點是在上海市,而他的出生地則在無錫,他是無錫的世家,和國家元老吳稚暉先生是親戚,並為吳老先生所稱許。他出生於民國前五年。 


他在大同大學畢業後,即被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請去,和宗白華、方東美先生等同事。那時我正在南京辦國際譯報。我由他的表弟楊蔭渭先生介紹,才和他相識,並常來往。那時許先生的好友唐君毅先生遠在四川家鄉,又經由他的介紹,來我處任編輯。於是四個人每每在南京雞鳴寺、玄武湖一帶聚首暢談。並常談及楊蔭渭先生之兄嫂,即楊蔭鴻夫婦。楊先生夫婦雙雙出家,為僧為尼,和我早在江西廬山大林寺相識,以後則鴻飛冥冥,不知下落。我其時有「天臨湖水靜,地接遠山閒」之句以懷之,許先生因即勸我作舊詩,莫作新詩,我從此遂亦改作舊詩。許先生雖是一大哲學家,為唐君毅先生等自嘆不如,但對詩亦極具慧眼。 


有一日,我和許先生及唐君毅先生三人忽接當時南昌行營通知,說是蔣委員長(先總統蔣公)召見。三人遂同赴南昌,談的是中國文化。回經九江,曾在長江江邊一旅社中,同宿一宵。許唐二先生說是晉謁時,深感威嚴,因詢我所感。我說我以前曾晉謁兩次,並曾晉言求人才於天性之中,而甚感其慈祥。第二日,大家同乘長江輪返南京。其時許先生對著東流水,忽言決去歐洲。迨抵中央大學後不久,彼即辭職,而力薦唐先生接任,唐先生遂從此任教於中大哲學系。 


許先生有宿慧,大我一歲,我則大唐先生一歲。許先生赴歐之願早於我,惟我於結婚後,即夫婦同赴巴黎。歐洲之行,竟早於彼。我於南京淪陷後半年回武漢,許先生則於我離法前一年半抵巴黎。其時,他猶未婚。我夫婦即為他介紹留法女同學唐女士。唐女士亦學哲學,乃是在濟南殉國之唐有壬先生的胞妹。他們相見後即相愛。許先生盛讚唐女士愛「不平凡」,唐女士自亦以心相許。不久之後,婚於巴黎,我妻教他們煮飯,於是二人常於煮飯時,唸著一杯米兩杯水。我當時問許先生的博士論文,打算做什麼題目,他即說是關於相對論。我說我在大學曾讀物理系,深感此相對論之難,他即說其甚易,且甚簡單。並說當有以破之。我只好無言。不久之後,大家離別。臨別之時,許先生再三對我說:「有一人不可不看:當時北大胡適,陳獨秀主編新潮雜誌,而東南大學吳宓則主編學衡,由柳貽徵等先生協助。吳宓以後更主編文學副刊。其一事不苟,一字不苟之精神,他最欽服。」 


我回國時,由香港上岸,先經廣州至長沙,因聞吳先生在長沙,遂即往訪未晤,第二日吳先生來,自稱是吳宓,相見大喜。其時吳先生任西南聯大英文系主任,不久即去昆明。我則由長沙而武漢,後更由常德而沅陵而重慶,以至遍歷東南八省,在上饒三戰區時,並且晤柳貽徵老先生。上饒是我家鄉,鄉人合請柳老先生講演,不料他竟講我所寫「儒家思想與國際社會」一文及梁漱溟先生之作。迨我返重慶時,乃與唐君毅等合辦「理想與文化」雜誌。吳宓先生在昆明為我們推銷。以後,我們又在昆明相見,彼此俱以許先生夫婦在巴黎為念。 


抗戰末期,我在江西鵝湖書院辦一農業專校。勝利後赴南京,方重與許先生夫婦相見,其時許先生已獲得巴黎大學哲學博士,並回中央大學與唐先生及宗方諸先生同任教授。其博士論文即為相對論批判,並被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一九四五年與安因斯坦晤面,深受稱許。一九四七年許先生更寫有關波動力學之論文,在國外雜誌發表,頗為著名。 


許先生重返南京時,曾自力辦一「東方與西方」雜誌。其時牟宗三先生亦在中央大學任教,並曾辦一「歷史與文化」雜誌。而我則將「理想與文化」暫時移至鵝湖書院出版一期。彼此皆因經費關係,不易維持。先由牟先生建議「歷史與文化」及「理想與文化」合併,改稱「理想歷史與文化」,繼續出版。隨後,許先生更戲言三刊合併,稱「東西理想歷史與文化」,自未付諸實行。當時,大家都似乎有一種無可奈何之情,並都想用中文從事著作之心。 


不久之後,許先生因某名教授一本名著,被他發現許多錯誤,乃為文指出。他竟被解職,遂改任江南大學研究所所長,居於無錫太湖濱之梅園。同時,唐、牟二先生亦為友誼之故,分別改任江南大學之教務長及教授。我為此曾由江西鵝湖至無錫太湖一行,其時方識錢穆先生被聘為江南大學之文學院院長。他和許先生是同鄉,並相互稱許,一般人對江南大學期望甚大。我當時亦頗思鵝湖與太湖相連。不料等我專校改學院並擬改大學,將赴南京教育部辦手續,擬便道再赴太湖之濱時,而時局大變。到上海即不能再前行,適許先生夫婦亦已來上海,再見之際,彼此長嘆。我知他們處境,實難離滬;他們亦知我義不帝秦,去志已決,惟從此永別,則誠非此際所能悉。其時唐君毅和錢穆先生應我友王淑陶君之聘赴廣州,牟先生則由杭州浙江大學而航海他往,我則隻身乘一運輸機於上海失陷前一日,飛離火海而來台。真有如論語微子篇所載:「……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像我們那樣一個小樂隊,亦復風流雲散。以後,我與錢、唐、牟諸先生及我一家八口,托天之福,得重聚於香港,而許先生夫婦,則始終無影無蹤。有人想:許先生是一大哲學家,必然去北大與馮友蘭等為伍。也有人想:許先生對相對論與波動力學等尖端科學有其卓見,或將參加原子彈之行列。雖多少年來,會被埋沒,但決不至橫被糟蹋,或被犧牲。果真如此,則對此一代才子,又有何話可說? 


直至最近,方始得知:許先生是於一九七四年,即民國六十三年,亦即於六年前三月間,因患腦血栓和心肌梗塞症逝世了。他一直是在山東大學教書,而且一九六三年後,被調入外文系教英文。他是大天才的科學哲學家,竟被折磨得只能教著所謂英文。而且在四人幫之打擊下,還不能再教課,僅能得學校同意,翻譯「加蓬史略」一書,以至於死。這自然是埋沒以後,又糟蹋,又犧牲。 


於此,或許會有一問題:「然則許先生怨乎?」這當然有兩答:一對許先生而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一對整個國家民族而言,對一大天才的埋沒,糟蹋和犧牲,總是大怨。又我國在南北朝之際,當時很有一批不能過江,或來不及過江的讀書人,埋頭於故紙堆中,註經註史,且有如以後之王船山所云:「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果然在我國歷史上,開出了大唐的生面。由此而論,許先生的心事,當亦可知。於此而再論三世,當亦會是: 


「現在如何言現在?未來久久亦須來;隨他過去終如夢,一念長懷天下才。」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鵝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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