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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舍山人

憑欄一片風雲氣 來做神州袖手人

 
 
 

日志

 
 

许元,欧阳修的扬州至交 (作者 朱广盛)  

2013-05-18 00:25:35|  分类: 許氏家族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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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晚报 2007年8月3日,  <文史知识>2007年第11期


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欧阳修由滁州调任扬州,职务全称为“起居舍人知制诰知扬州军事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使”,简称知州。于是,扬州有幸与这位文坛领袖结缘。皇祐元年(1049)春,到扬州刚满一年的欧阳修迁任颍州(今安徽阜阳),“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宁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西湖戏作示同游者》)

 

关于欧阳修在扬州的活动,已经有学者对其行迹详加考证(《欧阳修扬州事迹七考》丁家桐《扬州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但对欧阳修在扬州的交游情况,涉及不多。笔者在梳理欧阳修 “扬州时期”作品时发现,欧阳修在扬州任职前后,与扬州许元过从甚密,不仅留下唱和之作,还有著名的园林文献《真州东园记》。 当然,许元也非等闲之辈,他乃庆历名臣,任江浙荆淮制置发运使,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中国“定额”的首创者。说欧阳修、许元两人是至交,有文献为证:欧阳修为许元的私家园林泰州南园写过《海陵许氏南园记》,为江浙荆淮制置发运使衙门的官家花园东园写下《真州东园记》;诗歌则有《寄子春发运待制》、《答许发运见寄》、《招许主客》;书信有《与许发运启〈庆历六年滁州〉》、《又与许发运启〈庆历六年春滁州〉》;许元于嘉祐年间去世后,欧阳修在嘉祐二年写下《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许公墓志铭》,后又专门撰写《许元传》,可见对其感情之深。可以说,许元是欧阳修在扬州交往最多、情谊最深、留下交流诗文书信最多的扬州人,当在9篇之上。   

 

北宋年間許氏先人史料彙編  許舍山人輯 - 許舍山人 - 許舍山人

 

许元(989—1057),字子春,泰州人,其弟许平任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元籍贯,诸书记载不一,有绩溪、祁门、宣城三说。《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三《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许公墓志铭并序》:“公讳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也。许氏世以孝谨称乡里。其父亡,一子当官,兄弟相让,久之,曰:吾弟材,后必庇吾宗。乃以公补郊社斋郎。徙居海陵。”《宋史》卷二九九《许元传》:“许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 可见许元原为宣州宣城人,徙居泰州海陵,遂成海陵望族,后因任江浙荆淮制置发运使,迁居真州(今扬州仪征市),并以扬子县甘露乡为茔地,上世纪九十年代,扬州曾发掘到其子许宗孟之墓(《文物》1995年第4期吴炜《介绍扬州发现的两合宋墓志》),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许元也应葬于此,另据王安石《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载,许元弟弟许平也同样葬于此地,因真州为江淮发运使治所,许元在此成名,故其未归葬于故乡海陵。如此看来,称许元为扬州人并不牵强。


一、“许元称钉”首创“材料定额”


宋仁宗庆历初年,东南漕粮的供应出现了问题。“是时京师粟少,而江、淮岁漕不给,三司使惧,大臣以为忧”。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荐许元出任江浙荆淮制置发运判官,负责征收茶盐等税,向京师运送谷粟等事。许元“为吏强敏,尤能商财利”,“其术长于治财”。到任后,采取果断措施,“悉发濒江州县藏粟,所在留三月食,远近以次相补,引千余艘转漕而西。未几,京师足食”。许元由判官升为副使,再升任发运使。许元在任达13年之久,“考故事,明约信,令发敛转徙,至于风波远近迟速赏罚,皆有法”。他除对漕运制度多有改革之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行了与王安石的均输法有直接联系的一套漕粮购买办法。根据漆侠先生考证,许元担任发运使是在1043-1055年之间。(见《王安石变法》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发运司的基本功能定位就是代表中央就近实施对六路财赋的控制和调集。欧阳修说:发运使“其所领六路七十六州之广,凡赋敛之多少。因此,发运司职责虽多,最主要最根本的一项始终是将东南上供中央的各类财赋,及时足额、保质保量地调集到京师或指定地点。可以说,发运司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上供这个核心展开的。无论是仓储、舟船等漕运事务,茶盐、铸钱等课利之政,还是对相关路分的察举、监督,概莫能外。发运司在政府购买方面的活动,同样属于保证上供之一环,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漕运。


许元出任发运司长官期间的特定时代背景,为发运司扩张职权、确立籴买代发的职能提供了契机。宋仁宗康定年间,与西夏展开了大规模战争,军费激增,东南上供粮食被大量折成钱银绢,投放到西北地区。许元到任后立即调集上千艘船,溯江而上运粮进京。航行中好些船散架沉入江中,造成巨大损失。许元怀疑是造船的工匠偷工减料,少用了铁钉,但却没有证据。而船坊主则自认为木已成舟,船已沉入江中,面对人们的指责极力狡辩。据《宋朝事实类苑》卷22载:有一天,许元突然来到造船的工场,下令拖出一艘新船,立即放火烧掉,又从灰堆中拣出铁钉,一过秤,发现只有应该用钉量的十分之一。许元大怒,当即严惩船坊主,杀一儆百。并以真实的用钉量作为今后每艘船的用钉量定额。从此工匠们再也不敢偷工减料。不久,运粮船源源不断地抵达京城。这就是著名的“许元称钉”典故的由来,也是“材料定额”的出处。此事在魏泰《东轩笔录》、严明《折狱龟鉴》卷八中都有记载,可见其真实性。


在一定的时间里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或制作一定的物品花费一定的材料,分别称为“劳动定额”或“材料定额”。从一定的数额、规定的数额这一意义说,“定额”一词在唐代就已出现,如元稹《钱货议状》云:“自国家置两税以来,天下之财……皆量入以为出,定额以给资。”但是从材料“定额”这一意义上来说,却是始于宋代的许元。“许元称钉”典故展示了许元在交通运输管理上的卓越才能。王安石《议曰废江淮荆浙发运使》一文云:“臣比见许元为发运使时,诸路有岁歉米贵,则令输钱以当年额,而为之就米贱路分籴之,以足年额。诸路年额易办而发运司所收钱米常以有余,或以其余借助诸路阙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类。”(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六二《看详杂议》。)可见在王安石之前,“许元为发运使时”,已经尝试变革发运司的工作,为王安石设置均输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均输法中的很多做法,是对许元工作的制度化。


许元办事,注重实践,讲究实效,不墨守成规。欧阳修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还说到一个故事:在许元任润州丹阳县令时,那儿正好大旱。照规定,当地练湖的湖堤是不能开决的,“盗决湖者,罪比杀人”。但他为了“借湖水溉民田,不待报,决之”,“由是溉民田万余顷,岁乃大丰。”上司派人责问他,他说:“便民,罪令可也!”说明许元是个实干的人。


二、诗酒流连 欧公至交


从欧阳修庆历六年的两封《与许发运启》、《又与许发运启》书信来看,在欧阳修知扬州之前,两人就有交往。


《与许发运启〈庆历六年滁州〉》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于辙迹;邈瞻风采,缺驰问于兴居。恭惟按省之余,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伫于宏材;漕最淹贤,况已升于美绩。即期迅用,以奋远图。企颂之私,缕言非罄。

(《欧阳修集卷九十六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七》)


《又与许发运启〈庆历六年春滁州〉》
伏念暌异风徽,屡更年律。河壖阻邈,常辱邮音;淮郡僻荒,亦蒙诲问。荷顾存之至厚,慰艰拙以兹多。此者伏审某人荣被恩俞,近移使节。望行舟而非远,申良覯以未涯。惟贤业之素彰,蔼勋勤而夙著。伫从公议,别霈宠光;岂此漕输,可淹杰俊?春阳方盛,福履惟休。感咏瞻依,交集诚悃

(《欧阳修集卷九十六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七》)


书信写得非常文气,也很客气。看得出来,还是互相欣赏有加。欧阳修虽然“僻守郡封”,但心系天下,还不时鼓励许元。


欧阳修到扬州以后则交往更多,不但有诗词往还,还为许元在泰州的私家园林写了《海陵许氏南园记》,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接待诗人梅尧臣了。欧阳修知扬州最感快慰的,是庆历八年中秋宴请梅尧臣夫妇。因为欧阳修中进士不久,即与梅尧臣“逢君伊水畔,一见二开颜。”欧公请许元作主陪。欧阳修《招许主客》实录其事:“ 欲将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凉。更扫广庭宽百亩,少容明月放清光。楼头破监看将满,瓮面浮蛆拨已香。仍约多为诗准备,共防梅老敌难当。” 当日,尧公带了新科进士王琪赴宴。王琪赋诗后,欧公以《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相和:“池上虽然无皓魄,樽前殊未减清欢。绿醅自有寒中力,红粉尤宜烛下看。罗绮尘随歌扇动,管弦声杂雨荷乾。客舟闲卧王夫子,诗阵教谁主将坛?”梅尧臣则有《依韵和欧阳永叔中秋邀许发运》记述此事:“看取主人无俗调,风前喜御夹衣凉。竞邀三五最圆魄,知比寻常特地光。艳曲旋教皆可听,秋花虽种未能香。曾非恶少休防准,众寡而今不易当。”(《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欧阳修与许元的诗词唱和不断,《答许发运见寄》、《寄子春发运待制》都是有影响的作品,特别是许元写了“芍药琼花应有恨,维扬新什独无君的诗句给欧阳修以后,欧阳修便写下了著名的《答许发运见寄》:“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遗憾的是,笔者未能发现许元的其他诗词作品,传世的仅此一句。从内容上分析,写诗的时间应在欧阳修离开扬州之后,两人虽在两地但很怀念当初在扬州诗酒流连的日子,欧阳修回忆“曾向无双亭下醉”的难忘画面,许元感慨“维扬新什独无君”的惆怅。对于两人的友谊,欧阳修在《寄子春发运待制》中有所总结:“但喜交情久弥重,休嗟人事老多艰。”两人还相约退休赋闲后继续喝酒:“留滞江湖应不久,多为春酒待君还。”由此可见,说欧阳修与许元是至交并无夸张之嫌。


欧阳修除了与许元诗词唱和外,还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记载了发现唐代诗人灵澈诗句的经过:“右灵澈诗,云‘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世俗相传,以为俚谚。庆历中,天章阁待制许元为江淮发运使,因修江岸得斯石于池阳江水中,始知为灵澈诗也。澈以诗称于唐,故其与相唱和者,皆当时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广州者,浩也,代宗时为岭南节度使。”

 

许元任江淮发运使时,因为修江岸,得石刻于池阳江水中,上面有“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 诗句,才知道流传甚广的名句作者是唐代诗人灵澈,纠正了大家都以为是俗谚的误解。清代学者梁章钜《浪迹续谈》说:“无不知诵此诗者,而率不知为唐诗,且不知为释灵彻诗,且不知此诗为宋庆历中始出。”可见他们的学问切磋还是卓有成效的。


许元去世后,欧阳修在嘉佑二年写下《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许公墓志铭》,又专门撰写《许元传》,给予高度评价。


三、为扬州园林保存珍贵史料


宋代扬州园林还是值得一提的,当时的官家园林就有著名的万花园、郡圃和真州东园。宋代郡圃由于都由官办,规模都比较大,又因衙署内有众多吏属及宾客宴集活动,故楼堂馆所等建筑数量也较多。和私家园林相比,具有显著的公共活动性质。可惜这类郡圃.随着历代衙署的不断被改造,至今未能留下较为完整的遗例。万花园幸好还有一张图存在故宫,郡圃只有片言只语在方志中,惟独真州东园有大文豪为其作园记,《真州东园记》通过园主许子春之口,将东园的今昔兴废,作具体的对比,一座繁华富丽的园林,便跃然纸上,为扬州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园林史料。


宋代真州东园属于官衙园林,系负责漕运的衙门发运使司所建。宋靖康战乱时,著名的东园被焚毁。宋庆历年间,施昌言任真州发运使,许元先后任判官、副使;许升任发运使后,马遵任判官。三人属于同僚,互相“乐其相得”,于是将真州城东一块百亩多的原监军废营地划归运司,用以造园,作为公余休闲游乐的地方。造园历时数年,至皇祐初年方成,取名东园。园成后,施昌言和许元都先后调到京城,一为龙图阁直学士,一为侍臣御史,而他们的老朋友曾任扬州通判的欧阳修也到了京师,未能作东园之游。许元只得请人将东园绘成图,送给欧阳修,请他为园作记。欧阳修虽按图索骥,却写得如诗如画、绘声绘色:“……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燕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芙渠芰荷之的历,幽兰白芷之芬芳,……佳木列植而交阴,高甍巨桷,水光日影,动摇而上下,其宽间深靓可以达远,响而生清风……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远,近嬉于水而逐鱼鸟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自得焉……。”于是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真州东园由许元的前任施昌言始建,欧阳修作《真州东园记》,蔡襄作书法,后人称园、记、书为三绝。《真州东园记》虽然没有《醉翁亭记》那样出名,确实是一篇上乘之作。后人多有佳评。清代顾锡畴本《宋大家欧阳文忠公文选》十卷对《真州东园记》眉批是“有画意”,次引徐文昭评“分明一幅东园画,水墨淋漓尚未干”。刘大櫆批《真州东园记》:“柳州记山水从实处写景,欧公记园亭从虚处生情。柳州山水以幽冷奇峭胜,欧公园林以敷娱都雅胜。”


有人说,明代著名画家文徵明的《东园图》是根据欧阳修《真州东园记》所描绘的真州东园为依据绘成的。画面取满构图,只留上角以透气。在画面一定的空间内文徵明精心营造了小的自然,力求在有限中求得无限。园林由于空间有限,所以多用分隔手段造出无限空间,园林空间的分隔手段有门、墙、廊、屋宇、假山、水池、树木、桥梁等,文徵明随意地运用这些元素再造了欧阳修笔下的东园,当然已不全是宋代的东园,而是渗透了明代文人造园意识的象征性园林。《东园图》的画面,构图大疏大密,画法以小青绿为主,细笔勾描设色清雅,几块分散在画中各处的太湖石则纯用淡墨渲染颇具匠心,对画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当然,也有人认为文徵明的《东园图》是明代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的府第,地处南京聚宝门内城之东,故又名东园。此图即是东园主人与文人雅士们在园中游乐的情景。


《海陵许氏南园记》是欧阳修为好友许元在泰州的私家园林所写的园记,写于欧阳修扬州任上。但这篇园记十分特殊,关于南园的介绍仅仅一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为小园,作某亭某堂于其间。”然后就集中笔墨介绍园子的主人许元。对于此种行文方式,清康熙年间《山晓阁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的编辑孙琮将其归纳为“放死着寻活着”:“题本记园,今却于前幅说园不足记,于后幅独表其孝悌可传,此是何意?想许氏南园无山林揽胜之可纪,池亭台榭之足述,故将南园一笔撇开,独将其世德孝悌琐琐称述。文家固有放死着寻活着之一法,是文得之。至起手以许君之能治烦剧说入,末幅以草木禽鸟之感化收煞,尤觉波澜特妙。” 也有人说如今泰州市海陵南路路边的古柏就是宋代泰州许氏南园的,因为此树的树龄有950年左右,和欧阳修写作的时间相近。其实,当时欧阳修未必就到过此园,但是欧阳修与园主人的交往确实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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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9:   尚义求真的许元

 

许元(989—1057),字子春,北宋人。其籍贯,诸书记载不一,有绩溪、祁门、宣城三说。 但我个人倾向是祖籍宣城人,后迁居泰州(其弟许平任泰州海陵县主簿),因许元长期在真州(时辖扬子、六合两县)为官,后来迁居真州,并以扬子县甘露乡(今属真州镇)为茔地,上世纪九十年代,扬州曾发掘到其子许宗孟之墓,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许元也应葬于此,另据王安石《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载,许元弟弟许平也同样葬于此地。

 

宋代统一后,经济文化发展带动园林的兴盛。扬州园林有著名的万花园、平山堂和真州东园等。宋代园林由于都由官办,又因衙署内有众多吏属及宾客宴集活动,故不仅规模比较大,而且建筑特色鲜明。 真州东园有大文豪欧阳修为其作园记,蔡襄作书法,后人称名园、名记、名书为“三名”。庆历八年(1048年)早春,欧阳修由滁州调任扬州知州,任期只有短短一年。就在这一年中欧阳修却与许元过从甚密。其实许元这个人也不简单,时任江浙荆淮制置发运使,后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官位虽不算很高,却有文气,与欧阳修“惺惺相惜”从而为真州留下了东园佳话,使人们今天才能读到如此美文,并从中领略到当初真州的繁华。宋代真州东园属于官衙园林,系负责漕运的衙门发运使司所建。宋靖康战乱时,著名的东园被焚毁。宋庆历年间,施昌言任真州发运使,许元先后任判官、副使;许升任发运使后,马遵任判官。三人属于同僚,互相“乐其相得”,于是将真州城东一块百亩多的原监军废营地划归运司,用以造园,作为公余休闲游乐的地方。造园历时数年,至皇祐初年(1049)方成,取名东园。而他的老朋友欧阳修已到了京师,未能作东园之游。许元只得请人将东园绘成图,送给欧阳修,请他为园作记。欧阳修虽按图索骥,却如临其境,绘声绘色。“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凡工之所不能画者,吾亦不能言也”。《真州东园记》虽然没有《醉翁亭记》那样出名,确实是一篇上乘之作。

 

欧阳修与许元两人的情谊源于两人的诗词唱和不断,《答许发运见寄》、《寄子春发运待制》都是有影响的作品,特别是许元写了“芍药琼花应有恨,维扬新什独无君”的诗句给欧阳修以后,欧阳修便写下了著名的《答许发运见寄》:“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 欧阳修除了与许元诗词唱和外,还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记载了发现唐代诗人灵澈诗句的经过:“右灵澈诗,云‘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世俗相传,以为俚谚。  许元任江淮发运使时,因为修江岸,得石刻于池阳江水中,上面有“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 诗句,才知道流传甚广的名句作者是唐代诗人灵澈,纠正了大家都以为是俗谚的误解。清代学者梁章钜《浪迹续谈》说:“无不知诵此诗者,而率不知为唐诗,且不知为释灵彻诗,且不知此诗为宋庆历中始出。”可见他们的学问切磋还是卓有成效的。

 

许元去世后,欧阳修在嘉佑二年写下《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许公墓志铭》,又专门撰写《许元传》,给予高度评价。

 

许元除了在文学和园林方面的成就外,主要的还是一个务实的漕运管理者,他为处处为朝廷分扰,不怕得罪人,务实求真。

 

宋仁宗庆历初年,东南漕粮的供应出现了问题。“是时京师粟少,而江、淮岁漕不给,三司使惧,大臣以为忧”。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荐许元出任江浙荆淮制置发运判官,负责征收茶盐等税,向京师运送谷粟等事。许元“为吏强敏,尤能商财利”,“其术长于治财”。到任后,采取果断措施,“悉发濒江州县藏粟,所在留三月食,远近以次相补,引千余艘转漕而西。未几,京师足食”。许元由判官升为副使,再升任发运使。许元在任达13年之久(1043-1055),“考故事,明约信,令发敛转徙,至于风波远近迟速赏罚,皆有法”。他除对漕运制度多有改革之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行了与王安石的均输法有直接联系的一套漕粮购买办法。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发运司的基本功能定位就是代表中央就近实施对六路财赋的控制和调集。欧阳修说:发运使“其所领六路七十六州之广,凡赋敛之多少。因此,发运司职责虽多,最主要最根本的一项始终是将东南上供中央的各类财赋,及时足额、保质保量地调集到京师或指定地点。可以说,发运司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上供这个核心展开的。无论是仓储、舟船等漕运事务,茶盐、铸钱等课利之政,还是对相关路分的察举、监督,概莫能外。发运司在政府购买方面的活动,同样属于保证上供之一环,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漕运。

 

许元出任发运司长官期间的特定时代背景,为发运司扩张职权、确立籴买代发的职能提供了契机。宋仁宗康定年间,与西夏展开了大规模战争,军费激增,东南上供粮食被大量折成钱银绢,投放到西北地区。许元到任后立即调集上千艘船,溯江而上运粮进京。航行中好些船散架沉入江中,造成巨大损失。许元怀疑是造船的工匠偷工减料,少用了铁钉,但却没有证据。而船坊主则自认为木已成舟,船已沉入江中,面对人们的指责极力狡辩。据《宋朝事实类苑》卷22载:有一天,许元突然来到造船的工场,下令拖出一艘新船,立即放火烧掉,又从灰堆中拣出铁钉,一过秤,发现只有应该用钉量的十分之一。许元大怒,当即严惩船坊主,杀一儆百。并以真实的用钉量作为今后每艘船的用钉量定额。从此工匠们再也不敢偷工减料。不久,运粮船源源不断地抵达京城。这就是著名的“许元称钉”典故的由来,也是“材料定额”的出处。此事在魏泰《东轩笔录》、严明 《折狱龟鉴》卷八中都有记载,可见其真实性。

 

在一定的时间里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或制作一定的物品花费一定的材料,分别称为“劳动定额”或“材料定额”。从一定的数额、规定的数额这一意义说,“定额”一词在唐代就已出现,如元稹《钱货议状》云:“自国家置两税以来,天下之财……皆量入以为出,定额以给资。”但是从材料“定额”这一意义上来说,却是始于宋代的许元。“许元称钉”典故展示了许元在交通运输管理上的卓越才能。王安石《议曰废江淮荆浙发运使》一文云:“臣比见许元为发运使时,诸路有岁歉米贵,则令输钱以当年额,而为之就米贱路分籴之,以足年额。诸路年额易办而发运司所收钱米常以有余,或以其余借助诸路阙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类。”(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六二《看详杂议》。)可见在王安石之前,“许元为发运使时”,已经尝试变革发运司的工作,为王安石设置均输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均输法中的很多做法,是对许元工作的制度化。 


许元办事,注重实践,讲究实效,不墨守成规。欧阳修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还说到一个故事:在许元任润州丹阳县令时,那儿正好大旱。照规定,当地练湖的湖堤是不能开决的,“盗决湖者,罪比杀人”。但他为了“借湖水溉民田,不待报,决之”,“由是溉民田万余顷,岁乃大丰。”上司派人责问他,他说:“便民,罪令可也!”说明许元是个实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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