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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舍山人

憑欄一片風雲氣 來做神州袖手人

 
 
 

日志

 
 

钱文忠与云中君陆杨先生   

2009-10-11 18:27:13|  分类: 转贴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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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界曾兴起一阵陈寅恪热,很多人感叹像这样的人物现在时代很难再出现了。钱钟书仙逝后,同样的感叹再次发出。但现在有了钱文忠这样的青年才俊,顿时令人觉得中国学界还是有希望。”——吴洪森

 

钱文忠与云中君陆杨先生     - 許舍山人 - 許舍山人

《瓦釜集》后记

这是我的第一本集子,所收的都是冷僻到难以印刷的专业文章之外的文字,从形式到内容都缺乏一致感。倘若说还多少有统一之处的话,那就是绝大多数文章都与书有关,大致说来,也就是规矩的书评和不规矩的书评,如此而已。

文章基本上都是我二十多岁时写成发表的,尽管我并没有虚伪到认为它们只配覆瓿,弃之如敝帚的地步,但也绝对没有不知天高地厚,狂妄到视之为佳构精品的程度。至少在我自己看来,它们已然显得非常的幼稚浅薄,我之所以依然珍惜这些文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毕竟记载了我生命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在年老的时候,将是我最留恋的回忆。#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这样一本小书,照理没必要在恩师及守常先生宠我的序言之外再写什么后记,然而,一段小小因缘却使我改变了主意。前几天,奉柳叶兄之命,翻译了几个月前刚刚去世的当代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一篇长文,题目是《伟大的外行》。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赫尔岑《往事和随想》的书评,伯林的文字虽然极为雕琢,而且句法颇近俄文,却不仅没有喧宾夺主地掩盖或冲淡他精致流畅的思想,反而相得益彰,为思想增添了诱人的华彩;再加上据说伯林认为最与他心灵相通的正是赫尔岑,因而,整篇文章读来令我回肠荡气。我历来信奉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的说法,认为翻译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是,这次却让我感受到由衷的愉悦,是唯一的例外。给我灵感的正是伯林在一条注文中引用的赫尔岑的一句话:“《大卫·科波菲尔》就是狄更斯的《往事和随想》。”赫尔岑和狄更斯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喜爱的作家,我当然不敢望其项背,然而,我就没有自己的往事与随想了吗?

十五年前,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现改名为“东方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我遇见过不少人把“梵”读作“焚”,还有人以为梵文乃是“梵蒂冈文”,可见此专业的古怪。事实上,1960年招过一届本科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蒋忠新教授、黄宝胜教授、郭良教授和英年早逝的赵国华教授等属此届),到二十多年后我这一届之间,除了中间曾经招过几位研究生外(现任东方学系主任的佛教史及古代中外交流史专家王邦维教授、于阗文专家段晴教授、原始佛教专家胡海燕博士可为代表),一直没有正规招过生。这里面当然有当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1960年这一届中就有许多人因此而改行;再则,任何古典学问都不可能直接有利于当世,马克斯·韦伯早就说过:“对我们自己今天的社会问题而言,古代史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几年前我才心甘情愿地承认这一点),更遑论梵文巴利文了。就小环境而言,东语系原本就以培养当代语言的翻译人才为主,至少在当时是与学术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凿枘不入的;就大环境而言,在举世汹汹趋于功利的时代为此不急之务,也有奢侈之嫌。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八人小班就颇为特殊,相当引人注目。恩师希甫先生当时还担任着北大副校长的职务,很快就会见了我们,并且赠送我们每人一套《罗摩衍那》中译本。大概由于我在读中学时就已呈信恩师,表达了学习梵文的愿望,高考又侥幸得了高分,更蒙温语勉励教诲。恩师与金克木先生当时均已年逾古稀,北大自己已没有梵文巴利文教员了,于是只能先后聘请两位先生的第一代学生蒋忠新、黄宝胜、郭良教授前来北大任教,他们工作认真、学识精博,的确继承了两位先生的衣钵。

作为北大四个外语系之一的东语系当时是全校唯一采取本科五年学制的系(据说现已改为四年制,不知确否,如果属实,在奉“时间就是金钱”为金科玉律,快餐成了正餐的今天,实在毫不足怪),除了专业外语,还必须学习一门通用外语,也要求大致达到专业水准。倘若从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当然应该蒙语配俄语、印地语配英语、朝鲜语配日语等等,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同学原来就没有打算终身从事学术研究,高考的第一志愿也并非东语系(日语专业除外),只因为了能够跨进北大大门,在填写志愿时都选择了“服从分配”,被划入小语种,毕业后仍想以外经外贸为业,所以一般都选择英、日语作为第二外语,梵文班在这一点上毫不特殊,真正以第一志愿考入的只有两位上海籍的学生。

梵文、巴利文自然不能为20世纪中国的出口创汇服务,只能是用于专门化极强的学术研究,因此注定一开始就与班里绝大多数同学的真正意愿背道而驰。这个专业的特殊性还反映在对研习者的技能训练上,梵文、巴利文虽然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亲缘语言,但彼此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区别,因而可以算作两门专业外语;我们至少还必须掌握英、德文。除了英文多少略有基础外,其余三门都必须从头学起,德文在当今的通用语中就算是比较难学的了,梵文则更是举世公认的语法变化最为繁复的语言,其人为造成的复杂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不须说,还有许多枯燥单调的科目在等待着我们。这一切又怎能使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少年人平静坦然地面对呢?更不必说北大高耸的围墙和森严的门禁又岂能将我们与社会隔绝呢?

于是,注定会发生的情况在大学二年级时出现了:近一半的同学决意中途而废,有的费尽心力转入他系,有的干脆退学回家,仅有的两位女生之一还考上了空中小姐,据说还是飞国际航线的,难度之大大约超过选美加考博士,自己固然洋洋得 意,别的女生在不屑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多的羡慕。我们两位立志研习梵文的人也不是没有彷徨动摇过,但总算坚持了下来。令我大惑不解的倒是其他三位同学的坦然平静,当时颇使我汗颜,后来才知道,其时可能要派我们留学欧洲的消息已 经流传开来,其他语种专业的同学在将信将疑搀 杂着“凭什么你们竟会有如此好事”此类传统国产心理的同时,原先“你们梵文还不如我们呢,我们 毕竟还有点用处,你们难道能将死了一千多年的 古代洋人叫醒,和他们聊聊?”可怜的比下有余的自豪感已经开始摇晃,大有“你们这些傻人真有傻福”的感慨。

 

我当时的确一无所知,正以少年的热情与冲动沉浸在北大名闻遐迩的另一个传统之中:从事学生会工作。至少在东语系,我第一个提议每位同学一票,民主选举产生学生会主席,竟然自己当选了,不久,还兼任了北大学生会的工作。尽管这一切给我带来了当时(主要是几年后)看来出乎意料之外、今天看来入于情理之中的后果,我至今不悔,也决意终身不悔。因为这是不可能重复的体验,这是不可能重写的履历。

 

中国的流言往往会变成事实,这次也不例外。1987年下半年,我和另一位上海籍同学被先行派出,他去了维也纳大学(后来辗转去了美国,现在某大学任教,不知还从事梵文研究否?),我去了汉堡大学,其他三位随后也到了汉堡。即使在今天,将本科尚未毕业的文科学生派往国外,仍然不是常见的事。我有幸师从魏茨勒和施密特豪森二位教授,在专业之外,还学习了其他几种更加奇怪的古语,的确是拼命地读书,不要命地买书。将来倘若有机会,我将写出德国留学记。我对两位教授的感激将铭记终身,没齿不忘。我回国后某年6月的一个中午,北大南门门卫打电话通知我,说是有个外国人在门口,指名要找我。那个时节的北京,外国游客近乎绝迹,心情紧张的我满腹狐疑地跑到大门口:竟然是魏茨勒教授!西装笔挺,站在6月暴虐的阳光下,胖胖的脸上流淌着汗水,洋溢着往常一般的微笑,他专门绕道日本前来看望他的中国学生。他的微笑使我在寂静的夜里写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流下了无法控制的泪水。听说他近两年来一直患病,如果他所信奉的上帝能保佑他早日康复的话,身在万里之外的我愿意信奉同一个上帝。

 钱文忠与云中君陆杨先生     - 許舍山人 - 許舍山人

 钱文忠藏书几万册,这是他的书房之一。

 

在取得了马上就可以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的书面许可后,我回国看望恩师希甫先生,当然也就再也没能回去。其他的同学都滞留国外,或读商或经商,可谓完成了宿愿,梵文完成了换取护照的任务,自然弃之如敝帚了。我也因此感受到了中国少年早熟的可怕与可怜。我在恩师指导下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不久离开了北大,回到原籍,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待业飘游。直到一年多前,在师友们的关心帮助下,蒙复旦大学不弃,予以收用,才重新忝列教席。当年的梵文班近乎全军覆没,至多只剩下一个半人,我和那位现在美国任教的同门谁算一个、谁算半个,无关紧要,要紧的倒是,恐怕我们两个加起来能不能算一个都成问题了。与1960年那届相比,我们这一届更为凄惨。原因何在?我不得而知,但是,显然存在着比政治环境更加深刻、更加强大的力量。认识到这一点,大概是我用生命中最好的十年换来的最大的收获了。悲乎!

 

这些与同龄人多少有些不同的往事使我产生了一些奇怪的随想,有些和这本集子中反映出来的想法已不复相同了,在此无法详说,只好择要谈两点。首先,我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抽象的集体名词已经无法理解了。任何一个集体必然良莠混杂,但是,难道不应该有些共同特征吗?而我在“知识分子”上却实在看不到。中国如果真的有什么一贯的传统,这个传统中如果真的还有什么好东西的话,我相信,尊师必居其一。每个“知识分子”都曾蒙受师恩,而且都有成为至少是广义上的“师”的可能性,按理都应尊师。我不仅从不讳言,而且为此自豪,我自己是按礼磕头拜过师的,自然这也无法报师恩于万一。然而,我却亲耳敬聆了某些“知识分子”是怎样大义凛然地当面指责自己老师的。语云,“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难道师恩竟然还不如一种金属?有些坚强男儿在老师面前挺胸凸肚,却为了一些还远远不如黄金的东西折弯了精神的膝盖。对老师尚且如此,何况对我这样的后生小辈,理所当然地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了。我也正因为此能够颇为平静地对待遭受的一切,了无伤我牙眼必还之以牙眼的兴趣。对斗争哲学,我茫无所解。况且,我还没有自贱到认为他们的牙眼和我自己的一样宝贵,值得我费力伤之。今天,“知识分子”已经分化成具体的门类,知识分子大概只能、而且本来就应该作为个体而存在了,或者至少要在前面加上定语,予以必须的限制。

 

其次,由于毕竟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缘故,我和许多人一样,曾经对“价值中立”万分地迷信,只想说明事实本身,不下任何好坏对错的判断。今天,我既不天真地认为存在着某种“中立价值”,也不乐观地认为做得到“价值中立”的判断。在揭明事实之后(而不是之前,否则会掉入同样危险的意图伦理的泥潭),应该毫不犹豫、毫不顾忌地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同时也反对庸俗化、简单化的一分为二,这不仅能消解掉好的事物,也能拣拾起坏的事物,并且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实现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不顾事物整体上的完整性,随自己好恶、视一时需要任意宰割,使各种体用身首说显得娓娓动听。这些想法也许并没有什么价值,却是我用很珍贵的青春岁月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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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君
哈哈,钱师弟的文字写得很诚恳,很感人,至于史料的价值如何我就没资格判断了,因为里面有许多对我来说也是新闻。不过当年离开北大的经过我倒是知道的,那也许可以补充一些史料吧,价值如何要等将来的人来判断。北大梵文专业和东语系其他专业不同,是五年制,原因是双语,即梵文和巴利文,而且要求以德语为第一工作外语。一九八六年底,也就是第三学年中,我个人决意换换环境,出国学习。远因是我觉得我不太能适应东语系当时对学生的要求。近因是当时东语系设立了季羡林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我因为一篇小文,得到了第二届的二等奖(那一年没有一等奖),系里领导很明确地告诉我,之所以决定不给我一等奖,是因为我政治上应该更要求进步。系里当时的先生们都不觉得这不是个正当的理由。也许我这人没什么大抱负,眼光也短浅,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最想得的就是奖,没有钱师弟这么有理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政治上不可能有希望了,那老得二等奖也不是个事啊。便自作主张和维也纳大学的Steinkellner 教授联络,说明我的意愿。我申请维也纳是完全瞒着季先生和其他所有的老师进行的,因为八十年代中和现在是两个世界。出乎我的意料,Steinkellner 教授非常热情,并帮忙替我申请到了奥地利政府的奖学金。照理说,以当时的情形,我因该走季先生当年的路,去德国的哥廷根,或至少是去德国,但我没有选择去德国是有原因的。哥廷根当时的印度学教授 Berchert 脾气很坏,对我的师姐胡海燕无理地苛严,所以我不可能再去和 Berchert 教授联络。而德国的第二个印度学重镇是汉堡,尤其是施密特豪森和Ruegg 两位教授和我的兴趣尤其合拍。但我最后决定只联系维也纳大学,原因完全是个人的。我有亲戚在维也纳,很支持我去那里,并告诉我那里的环境很好。而且我这人比较怪癖,不大愿意顺着老师指的路前行,所以想去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有意思的是 Steinkellner 教授是施密特豪森的师弟,两人学术路数很相近,感情也好。其实当时我对维也纳并不了解,只是听说那里的佛学和藏学特别好,Steinkellner 人又很好,所以就想去那里。钱师弟说:“其他的同学都滞留国外,或读商或 经商,可谓完成了宿愿,梵文完成了换取护照的任 务,自然弃之如敝帚了。” 这一情况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和这些同学就算在北大也相知甚少(除了一位女生)。而钱师弟和他们中大部分人关系都很密切,甚至是好朋友,所以他这么说应该是有道理的吧。

等我得到维也纳大学的明确回复后,我拿着信向季先生和系里当时的领导表示我有出国的计划。但我那时还是本科三年级,以当时中国的规定,我要自己出国只有三种可能,公费,自费公派和自费,但前两种都轮不到本科生,而要选择第三种就只有退学,这恰恰是我不得不做的决定。我说如果不能允许我出国,我就退学,现在想来真是破釜沉舟的举动。当时季先生和系里领导很惊讶有此变数。系领导在表示理解之余,更让我等待几日,以便他们做决定。这真是漫长的几日。但几天之后,系方突然宣布教育部同意让我们全班出国深造一年(严格来说是十个月),拿的是教育部的资助,是公派的身份。外语专业在毕业前出国深造一年是有先例的,但主要是英语专业。东语可能还无此先例。我当时很惊讶东语系对我的要求这么重视,于是也只能接受这一现实,因为不接受的话,那就真的是不要求进步了(说明我政治上还是很有希望的)。事实上出国前季先生也知道我不会回去了,但他对我想在外念学位非常支持,还给我的父母写信(我信都还在)。就是如此经过,我在八七年十月浮海去国。其他同学何时去的德国,去念了什么,我知道得很少。我从一开始就是打算在外完成学业然后归国,走真正买办的路。所以一年之后并没有像钱师弟那样如期归来,这也是为何我至今都没有北大的本科学位的原因。而且我因为是公派的身份,必须转成自费生才能在外面长期学习,所以我曾向系里提出请求,希望能获得同意,但系方表示不能同意,要我归国学习。我后来将我在奥地利这一年所得到的全部国家资助还清,才被允许转换身份,我也还保存着领馆给我的身份转换许可信。

我从印度学转向中国史既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也是一个偶然的选择。从自然的角度来说,我上高中时读到了蒋天枢先生编的陈寅恪先生的年谱和陈先生的几篇文章(我那时买了他的文集),大受刺激,想走中印文化影响研究的路。我最早是想念英文或西语系的,原因也是为了提高语言能力,不能走陈先生的路,至少也可走走钱锺书先生的路。但中学毕业前夕,东语系的叶奕良先生来我在的中学招生,原因就是北大作出了招收梵文巴利文班的决定。叶先生当时暗示了两点,一是将来毕业后也许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但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点:只要决定以第一志愿报考,一到分数线,就保证会被录取。我这个人从小叛逆,一听有梵文可学,也就很动心,而且家里居然也不反对,所以就决定以第一志愿报考。我知道除了到我的中学外,叶先生也去了钱师弟的中学。叶先生后来常和我谈起这一段有意思的过程,他的知遇之恩我至今难忘。当然那是对上海的学生来说,北大的吸引力远比不上复旦。那一年的高考,我的那一年级一百三十个学生全部考上大学,而且除了两三位以外全部入了全国重点大学,光复旦就有几十人。北大去了六位,我是其中之一。那一年上海文科高考前十名有七名在我的班上。正因如此,当时大家的分数都是知道的,我还好,算没有靠特殊待遇入北大,那年高考的满分好像是六百二十,我的分数是五百四十,比钱师弟低了二十多分。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钱师弟应该是上海文科高考第六名。因为从第一到第七都在我们文科班上。第一名是李荧兄,第二名,也是外语类第一名是现在复旦的谈铮兄。陈引弛和杨继东二兄也分列其中,让我一直很羡慕。其实那一年文科的高分都很接近,差别只在历史、政治和地理这些科目上,我的政治和地理考试很差,地理差是因为分析气象的能力太差。而数学考试则因为粗心,在一个大题上做错,一下被扣二十分,所以最后一百二十分只拿到八十多分,最得意的是历史,因为据说是上海最高分:九十五分。有一题要学生填图,写出文明起源的五大河流的名字,可图上标了七条河,我一高兴把七条河的名字都填上了,被倒扣两分。考试前中学里聚餐,略有醉意的中学历史老师对我们同学表示,高考历史要上九十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当时没有醉,很清醒,所以很快就用事实说明这不仅可能,而且还能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一直对高考取消历史考试很赞成,因为那样的话我的纪录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也许有了这种高分的激励,我心中已埋下学历史的因子。

但最终走上中国古史的研究之路则是偶然的原因。我在八九年底对学问的作用有了新的想法,但在欧洲没有实现的机会。我在九零年赴美探亲,原想停留一个月就走的,但父母在而远游很不孝,所以希望能在美国深造,于是想试着申请美国的研究所。当时只有一个地方我真正想去,就是普林斯顿,因为有余先生。那时我是个不见世面的人,居然不知道杜希德公也在普大。我和余先生通电话时,也许英语还算流利,余先生开始以为我是欧洲人,当我说是中国学生时,他希望我立刻能去找他。我因为有家人在纽约,就从洛杉矶飞往东岸。找到普大,见到余先生的那个下午是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的。余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谈了不到二十分钟,他听我要追随陈先生,学中古文化,立刻问我知不知道杜希德先生,我说知道。他又问我:你知不知道他就在这里。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惊喜。余先生让我稍坐片刻,他去把杜公拉来。杜公一听我要读中古隋唐,非常高兴,当即希望我能申请。但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本科学位。美国的大学再宽容自由,中国学位在那时也没有太大作用,但没有这一纸文书还是过不了关的。余先生和杜公却表示他们愿意帮忙向学校提出推荐,虽不敢保证一定能有用,终不妨一试。而且我那时也没正规学过中国史,要推荐信也不知找谁来写。但我在谈话中提到我曾向周一良先生请益过。余先生说那太好了,周先生前些天才来过普大,目前正住在纽约,能否找周先生写个信呢?我如捡到一根救命稻草,隔了一天就去找周先生。周先生非但对我很热情,还亲手写了一份推荐,一份寄学校,一份给我自己保留。余先生和杜先生也问我有无学问上的成绩可供他们鉴定,我说我写的都是印度佛教方面的德文学习报告,我可以附上一些,中国文史方面却只有我在北大得二等奖的那篇小文,而且是中文的。他们表示完全没关系,他们愿意看。我幸好身边存着一份手写本,便赶紧回家抄了一份寄去。

过了才几天,余先生和我联络,告诉我他们非常愿意收我。但美国的大学,尤其是普大这个级别的学校,一两个教授说了没用,还要系里投票(我后来自己参加了这些过程,才深知其复杂)所以决定由我自己来做。同时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已是四月初,那一年的申请结果都出来了。所以余先生建议说我既然父母在美,就不要返回欧洲了,到秋天再做来年的入学申请。我接受了这一建议,主要原因是当时入美签证很难,而且九零年三月,老布希总统突然宣布允许所有在四月十一日前入境的中国人长期居留,当时很多人受惠(我想这其中大多数人十年后都变得特别爱中国)。而我的签证在三月底就有了,但我因为根本没想到要在美长期停留,所以到四月二十日才入境,可惜没能被美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打中。我按照两位先生的建议,在加州耐心等待到秋天,放在维也纳的所有图书都不要了。我当时申请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普大,一个是洛杉矶加大,普大是攻读博士,而申请加大的是本科会计专业。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相信余杜二公是对我最了解的人,如果不能入普大学中国史,我就去学会计养家算了。结果普大录取了我,加大倒把我拒了,理由是我的大学纪录证明我没有学过数学。这样我就走上了中国史研究之路。我记得我那年的申请书上说我要学习中国文化的意义,这样的话出现在今天的美国研究所申请书中,你也就休想进任何学校了。但余杜二位先生并不在意这些,普大东亚系的其他老师也不在意这些。至于普大校方也完全没有因为我无本科学位而拒绝我,这让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自由的教育。据说我和宰予以名列最前录取。而且我事后还听说余先生那一年特别告诉台湾中研院的先生,他们要推荐来申请普大的学生最好过一年再来申请,因为今年的竞争比较激烈。我想原因就是为了让我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人能多一点机会,所以钱师弟说得很对,中国的传统中尊师是很值得宝贵的,当然在我看来最值得宝贵的还是老师能让学生看到做学问根本还是为了什么。

听说钱师弟最近上百家讲坛说玄奘西行,让我感到很欣慰,说明我们可以有共同的语言,因为我最近也碰巧在研究大唐西域记,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了解玄奘,不能盲目相信他和他弟子写的东西,而要看他们是怎么写,文字背后有什么动机,玄奘的弟子们想方设法要把他们的老师塑造成为最伟大的僧人,而玄奘本人也有这个动机,他的传记是很不可信的,所以学术的责任是要揭示这个层面,否则就不是诚实的历史学研究者。很巧,钱师弟出版瓦釜集的那一年,我也受邀在美国国家地理所拍的中亚探险者的电视集中介绍玄奘的经历,和耶鲁的韩森教授介绍的斯坦因相搭配。可惜我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些想法,对玄奘很有一番褒扬。我想钱师弟比我学问和见识要高得多,不至于犯我那时的错误。但我们居然会在同一时间又都回到我们以前念书时的老课题上,真是不容易,套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文章来源: http://www.zmw.cn/zmwblog/html/48/7648-99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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