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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舍山人

憑欄一片風雲氣 來做神州袖手人

 
 
 

日志

 
 

"面线亲"与家族传说 汪一凡  

2009-09-15 05:25:12|  分类: 转贴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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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线亲与家族传说     汪一凡 - 許舍山人 - 許舍山人

不久前,福州发现清代吴姓人士描述圆明园被毁过程的家书,据报载,世界级棋圣吴清源是这个家族的后代,这肯定是让吴氏家族成员都“脸上有光”的事。《厦门晚报》曾有“写自己的家族树”之策划,但在直接的“家族树”上,可写的人物数量一般有限。因为,严格的族谱记录是围绕男性“长房长孙”一脉传承记录下来的。不是长子长孙的,过了五代,总谱上就不再记录,要分“灯号”了,叫“五世则迁”,这样做的原因,想来只是出于可操作的考虑:从“根目录”的第一代开始,只要假设每代有三个儿子,到第五代时,就有“3的4次方”共81个房头要记录,已经难以承受了。当然,各姓氏宗族有自己的具体执行政策,如有功名的就可以长期保留,据说有杨姓家族连“杨贵妃”也赫然登记在册的,这是国人“高远其祖”的传统习惯使然。

 

闽南有“面线亲”的说法,更为有趣。不知什么原因,闽南话与普通话相比,词序常是颠倒的,如客人叫“人客”,公鸡叫“鸡公”,拖鞋叫“鞋拖”,线面叫“面线”等。所谓“面线亲”者,和线面一样,七弯八绕地能沾上亲、带上故的亲友关系也。“面线亲”当然主要也是基于族谱宗亲关系的,但是范围更为广泛,是家族间嫁娶、个人间私交等形成的漫无边际的网络。

 

近代以来,厦门就是南洋各国、台湾和闽南诸地成功人士、精英人士的最重要“集散地”,他们在这“弹丸之地”高密度地聚集和交往的结果,使得“面线亲”现象成为值得重视的社会文化现象。笔者之所以注意到此,起于曾有美国人想要了解鼓浪屿旅美画家周廷旭的身份背景,有关的文字史料几无可见,但从《厦门晚报》读者的民间记忆中,特别是在知情的周家“面线亲”(如周怀玄、白萃文和柯锡祺等先生)参与后,很快就理出“星光灿烂”的周氏家族人物表如下:

 

“周的父亲是周寿卿,共有三子五女。三子中,哥哥周廷杰继承父亲的事业当牧师,1982年随旅游团到云南旅游时,曾特意到广州看望半个多世纪未见面的白姓表弟。原先住在美国洛杉矶一家教会的养老院中,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女;周廷旭排行老二,妻子姓张,是宋子文的妻妹,但周廷旭从未沾过宋家的光,生活一直很贫困;弟弟周廷伟原先一直在上海,后去了美国。五女中,大女儿周默士嫁给美孚石油公司闽南地区的买办卓绵成,有女卓一龙(生于上海,少年时代在鼓浪屿成长,与夫君傅聪先生同是享誉全球的钢琴演奏家);二女儿周默希193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护士专科学校,嫁给眼科大夫张福星,周默希1961年去世;三女儿20多岁就去世,具体情况不知晓;四女儿周默志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现已去世,有一个女儿还在北京;最小的女儿周默道在香港大学任生物系教师,50多岁时与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英国人王国栋(中文名)结婚,后来到澳洲定居。

  周寿卿的哥哥周立德也是牧师,他的儿子周辨明,也就是周廷旭的堂兄,生前是厦门大学的名教授,在语言学方面很有成就。”

  这仅仅是近代厦门的一个家族,我们看到,出现在其“面线亲”网络上的,已有宋子文和傅聪这等级别的人物,就笔者所知,没有提到的,还有周辨明教授的妹妹,著名音乐家周淑安教授,而她和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是极好的朋友,网络又扩大了。若不是她当年已和哥哥的同学订婚,赵先生会追她也未可知,有点“八卦”了,就此打住。

 

笔者通过对闽南“面线亲”现象的观察,深切地认识到,它主要是借助于民间个人记忆,以“家族传说”的形式延续下来的。对于某位历史人物的事迹,文字史料上能有寥寥数语,已属“青史留名”了,很难得到完整全面的记录,而其亲友由于接触交往上的便利,有条件知晓许多非公开信息,并出于亲友自然具有的关注感,会将这些信息以“传说”的口碑形式流传下来。因此,家族传说至少有如下作用:

一、为地方史研究或历史人物研究提供重要的、往往是相当可信的线索或佐证;

 

二、为历史小说或传记文学作者提供生动鲜明的细节。《林语堂传》的作者林太乙是林语堂先生的次女,写作时她除书面资料外,还四面八方地打电话给亲戚朋友:“你可知道,你可记得,当时在那里是什么情形?”以及靠自己往年所见到听到感受到的,实际上,她是在调动“家族传说”;

 

三、对于常人而言,在自己直接的“家族树”上,“人物”不够多,或不够“显达”时,能够从“面线亲”网络里找出一位“重量级人物”来言说一下,也是很有“面子”的快事。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总能找得到这样的人!

 

笔者是台南进士汪春源的四世孙,试举汪家的“面线亲”与“家族传说”为例,来加以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汪春源与许南英进士(近代著名作家许地山之父)的深厚友情,两人是忘年交,汪春源比许南英要小14岁,汪春源自称“如弟”,他在许南英的《窥园留草.汪序》中写道:“春源蚤岁获交于允白许君,彼此观摩遂成益友”,并描述他们是如何在割台时抗争无效,先后流落到闽南来的:“亡何割台祸起,时春源以公车阙诣上书不报,君与台帅同仇戮力,賷志不酬,恝然为蹈海之举。春源亦弃家避地,彼此流落闽南。”他们两人都寄籍福建漳州,并先后高中进士,分别到广东省和江西省当官,“终以劳燕分飞,一行作吏,粤东江右,不相见者二十几稔。”,直到民国时期才又相聚,一同加入菽荘吟社:“辛亥鼎革,春源与君先后还山,同入菽荘吟社于鼓浪洞天者又数载。”

 

汪、许后人相传两家有姻亲关系,笔者二哥汪毅夫据此线索,加以考证,目前结论是果有其事:汪春源胞妹汪攀嫁台湾彰化吴凤年,许南英娶彰化吴筱霞之女吴慎,而吴筱霞是吴凤年之“宗侄”的缘故。由于有了源于漳州的彰化吴家,又扩大了汪家的“面线亲”网络:著名医学家、现任长庚系统决策委员会最高顾问的吴德朗君是吴凤年、汪攀的曾孙。吴筱霞之子吴守礼君,则是著名语言学家,台湾光复时任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此外,从已发现的汪进士墓碑上看,汪夫人也姓吴,是否还有更直接的关系,仍有待更多的线索。

 

许、汪两家的友谊延续到后代,1937年,许南英之子,近代著名作家许地山先生曾介绍汪春源次子汪大钧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到京后即因卢沟桥事变,不得不返回厦门。有两个分别源于福建漳州和印尼雅加达的家族传说,均称汪大钧是许地山的“契子”,从“辈份”上他们本是“同辈”,但两人年龄差异很大,从闽南风俗看又或有可能,若有此事,也算佳话,仍可考证。笔者小时候读课文《落花生》,父亲会提及作者许地山和汪家是世交,他还兴味盎然地回忆,许氏家族待客,笋是花园里现挖,鱼是池塘里现捞,青菜是自家种的,鸡也是后园抓来现杀的,绝对的农家风味。

 

关于“菽荘吟社”活动,地方史研究从未提及的是:辛亥革命后去官回到厦门,骤然失去正常收入的台湾内渡文人如许南英、汪春源等,在当时是要养家活口的,林尔嘉先生举办菽荘吟社,除了是文化雅事之外,其实也或有通过“润笔费”等名目,很巧妙地暗中资助老朋友之意。这一点,汪家后人大多知情,笔者的父亲(汪春源公之长孙)曾言说此事,颇含感恩之情。汪春源公的次子汪大钧从印尼回厦门,九旬老人在林尔嘉先生铜象前鞠躬,令陪同的鼓浪屿老朋友颇感意外,觉得其中必有缘由。

 

汪春源的长子汪受田(即笔者祖父),字艺农。因曾祖父推崇井田制,为儿辈取名均有“田”字,“受田”即源于王安石“一夫受田百亩”,在家中小名是“阿井”。有趣的是,笔者一辈的名字是祖父起的,二哥名一夫(1977年上大学时改汪毅夫),不知是否又与此句有关。先祖父曾任漳州日报主笔、福建省银行人事主任等职,后定居厦门,1964年去世。与其父亲一样,汪受田也是13岁考中秀才,据家族传说,坐轿报喜时,他因个子太小,只见轿子不见人,在漳州传为街巷趣谈。1960年代初,厦门市政协“老人会”举办诗词唱和会,庆祝他中秀才60周年,并结集成书。此事有两奇,一是中秀才后,正常还会向上考举人,他则因清朝废科举而成“终身秀才”,二是当时还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阶段,能当60多年秀才,自然更是“古来稀”,盖因他小小年纪便出道也。他的两房太太,我们称为“漳州嬷”者,是笔者亲祖母,实际上是江西冯氏官家之女,其家族有待考证;我们称为“上海嬷”者,实际上是杭州皮市巷裘家之女,老杭州人都知道的医学世家,在“面线亲”网络上,其胞妹裘笑梅是浙江省中医院的名医,其胞弟裘法祖院士在医学界的名气更大,属于公认的“泰斗”级别。

 

汪春源公的次子汪大田毕业于集美商业学校,后改名汪大钧,定居印尼,是知名的教育家、银行家和华侨领袖,2007年以94高龄病逝。他18岁便在印尼当小学校长。据他自述,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时,国际形势复杂,他开车在前面为总理座车“踩道”以保安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因他历来奉行稳健经营方针,众多储户排队从其他银行取款,又排队存到他所经营的宇宙银行,该行一跃而为印尼排名第一的银行。

 

汪氏家族在厦门是远远算不上有名的书香门第,已有许多说不完的“过去的故事”。在厦门近代历史上,值得我们纪念的名人不知何其多,称得上“世家底”的显赫家族不知何其多!举个例子,在黄萱先生的追悼会上,其女儿提及母亲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有幸是“黄奕住的女儿,周寿凯的妻子,陈寅恪的助手,钟南山的病人”(大意),轻巧的几句话,却让人听起来“如雷贯耳”。这四位名人中,也是清华“四大导师”的陈寅恪先生除外,另外三位都可算是厦门人,这段话说明厦门富商黄奕住与厦门文化名人周殿薰两个家族的联姻关系,至于周家与钟南山先生,笔者虽未知其详,感觉也是应有“面线亲”的,还待知者细述详情。

 

笔者倡议《厦门晚报》的读者们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各种方式,叙说自己记忆中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奇闻佚事,说者脸上有光,听者兴味盎然,更重要的是,能让一向“口耳相传”的家族传说成为“白纸黑字”,整个厦门近代史也将因此而生动地浮现出来,这是功德非浅的文化抢救工作。我们都是面线亲!

 

笔者感到遗憾的是,除《厦门志.流寓传》对汪春源有简略介绍之外,一直少见有关汪春源、汪受田父子生前在厦门活动的史料,但他们是交往颇广的,如汪受田与林景仁(林尔嘉先生公子)、与黄天锡(黄奕住先生侄儿)等人士均属莫逆之交,故也想借此机会,恳请知情的读者们热心提供信息,多谢了!

 

(本文发表于2009年6月14日<厦门晚报>,发表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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