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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舍山人

憑欄一片風雲氣 來做神州袖手人

 
 
 

日志

 
 

《太平杂说》后记 潘旭澜  

2009-09-11 22:44:57|  分类: 转贴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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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我已经作好结集的准备,连集子的前言也写好了。由于三言两语说不清的原因,结集出版的事搁了下来。其间,又增写了几篇。


可以写的题目还不少。不过,仍然决定就此告一段落。我的时间、精力有限,这只是清理自己的文化杂货堆的第一项,现在不应该无节制地加大投入。而且,多数要写的题目,在已写的文章中已简略地说度,再单独另写套增多重复,就采取人们常说的“点到为止”吧。求全求大从来就不是我的写作取向。我写这一批杂说一个重要的内驱力已经释放,它就是向一些“太平天国”论著和作品说一声:不,历史不可随意颠倒,也不可阿世曲说。


如果这声音是雾岛疏钟,今后就一定不断有学人和作家,尤其是中青年学人和作家,用他们的鸿篇巨制来细说太平军的兴亡。如果这声音只不过是瀚海驼铃,那也让今天和明天的有心人知道,有一个扛着自己脑袋的学人,说出了一种不同的认知。


在这批杂说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我时时感到习惯势力和主流话语的强大。我想,在眼下中国大陆,上网还远不足以取代纸张出版物。如果不能通过有纸载体与读者见面,写作的用意就大打折扣。要通过有纸载体与读者见面,就不能不考虑语言空间的限度。纵然如此,有些报刊要发表这些文章,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担心被指责为“否定农民革命”,甚至扣上“反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帽子,而遭到或明或暗的“麻烦”。这我能够理解。因为即使我这么闭塞,也感受到面前和背后的种种异常。

如果,我想让编辑们签发时减少顾虑,那我就应该在稿件可能被卡住被压下时,打出姜子牙的杏黄旗,也就是马克思对太平军的评价。马克思这位太平军的同时代人,倡导革命的思想家,1853年对太平军曾寄以热切的期望,但到1862年,当他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他用德文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文章最后作了这样的概括性评价:“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在当代中国大陆,马克思本人这一合乎事实的评说,大约没有哪个太平军的美化者、维护者敢于站出来公开否定罢,因为他们全都要马克思这把“刀子”呢。那么,它应当可以成为我的杂说顺利发表和消灾免难的杏黄旗。但是,我没有打出这面旗子。因为,我对太平军的看法是在读到马克思文章以前就形成的,是以史实为根据,以我所了解的人类文化良知为准则的。虽然马克思对太平军的否定与我的看法相通(而且表达更自由更严厉),但它只是简短的述评,更何况各自视角显然不同;再则,在看够了将政治思想权威的话作为文化生涯的钓鱼台或黄金台。以权威的话作为评判学术问题的唯一标准,我这些根本不是注经解经之作。是不应借光——用马克思的话作杏黄旗的。现在,好不容易,这批杂说都已经或即将在报刊上发表,将马克思的话写在集子后记里,只是想说,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太平天国”论著和作品,其实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也直接违反马克思的评说。顺使说一句,有的专家,当马克思在中国被借用频率最高的时候,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胡适重新成为偶像时,又以胡适及门弟子自炫,令人联想不少而感触更多。


好些年来,各种媒介上经常提出“以史为鉴”。这话固然必须对外国人尤其是企图否定或篡改历史的外国人讲,也应当对本国人讲。是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正常地生存和发展,以史为鉴是很必要的。“世界之最”的光荣历史当然应该弘扬,以振奋民族精神,以寻求兴旺发达的经验和规律。对于历史上的病患和污垢,也要勇于揭出,从中汲取教训,以免重蹈复辙。对于太平军造反,固然要看清引起造反的原因,同样要看清它的种种暴行尤其是反人类、反文化的罪恶。不然,它就会以不同的名义或面目,再度将中国拖进灾难的深渊。在德国,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早已被宣布为非法,但新纳粹分子还蠢蠢欲动,故而将1996年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最近柏林又举办多种活动,包括为纳粹杀害者建立纪念碑的开工仪式,让人们永远记住纳粹的罪行。而太平军至今却还打着“农民革命”的大红伞,在中国呼风唤雨,是很值得警惕的。需要大多数中国人都来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那闹剧和丑剧混合而成的大悲剧重演。这将是一个艰巨又漫长的历程。首先要有良知、有现代理性的文化人来做这个启蒙。


这批杂说终于在上海、广州、南京、北京、天津、长春、湖南、江西、福建、山西、海南、西安、郑州、香港等地的有影响的报刊分别发表或转载了。不少读过一部分杂说的文化人,包括著名历史学家、文科老教授和中青年教师、编辑、学者、作家,来信、来电话或当面表示赞同和鼓励。其中有两位,还撰文在北京、广州的报刊上发表。最近我到南京,一位老文化人、离休干部向我说:“你的‘太平杂说’写得好,我同意你的见解。”随后,补充了一句:“我曾祖父就是太平军,从外地到南京来的。”三言两语,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前年至今,先后有好几家出版社来信、来电、来人要这部稿子。更有不少热心人,在八字还没有半撇之时,来信或捎话说要买这本书。对于这些关注、支持和鼓励,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无法将他们的大名列出,哪怕各方面选择几个也不合适,免得造成种种不必要的误解。


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自己在后记里说了这么些多余或不多余的题边题外话,反映我伤残而且困迫的写作心态。总共不过十来万字,用了三四年之久,等于一般研究生写两部博士论文。知我笑我,都随他去。


百花文艺出版社薛炎文先生、董令生女士,一直关注我写作进展,而且再三表示要尽力将这本书及时出好,我赞赏他们这种出版家、编辑家的器度,所以也就乐意交给他们出版。但愿我们的合作,得到读者和时间的首肯。


潘旭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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